大宝父母不识字，姐姐姐夫们上过学的也不多，我让二姐夫把清单上的数字说给他们听。

    “260万！”

    这个数字让所有人听了，都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并不知道大宝的小煤窑值多少钱，但知道兄弟干了五年，并没有赚到多少，除了建造父母住的这所宅院外，政府的人抄家时，只搜出了十来万元的银行存折。

    他们逼问过春草，也向父母求证过，知道银行里存的这些钱，确实是大宝的全部现金。

    开了整整五年小煤窑，只存了这么点钱，看来兄弟并不像村里人说的，和自己想象的那么有钱。

    二姐夫把清单上一项项的数字念完后，在场的人都低下了头。

    等了一会，看到没人说话，我要求春草的六个大姑姐，每个人都表个态，说清楚自己是否愿意承担这笔债务，对弟弟的小煤窑有没有什么想法。

    姐姐们的态度很明确，都说自己家没钱，坚决不掺和煤窑的事，弟弟的小煤窑能不能继续开下去，大宝回来后会不会进监狱，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她们家中的情况我知道的清清楚楚，即便六家人合起伙来，砸锅卖铁，拆房子卖木料，把各自家里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卖掉，也凑不齐善后费用的零头，何况他们根本不会孤注一掷。

    之所以要这么做，我是想逼她们把自己的态度说明白，不想以后给春草留下掰扯不清的麻烦。

    得到了姐姐们的明确答复后，我又问大宝父母是怎么想的。

    自从儿子跑路后，叔叔婶婶变得六神无主，除了默默流眼泪外，就是长吁短叹，埋怨老天爷没长眼。这时候他们还能有什么想法，说这个事自己管不了也不想管。

    于是，我对大家说，十几年了，大宝和我林子龙始终像亲兄弟一样，兄弟落了难，叔叔婶婶和姐姐们都帮不上忙，我这个当哥的却不能不管，准备自己把这个事担起来。

    你们都知道，我是靠工资吃饭的，自己没有钱，父母也是农民，家里没钱，给我帮不上牤，两百多万全部要向别人借。

    借两百多万有多困难，经营小煤窑的风险有多大，你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数。

    为了大宝能早点回家，回来后能少受点罪，再苦再难我认了，再大的风险我一个人担着。

    如果你们都没意见，我今天就拿钱，先把死者的家属打发回家。

    他们走了，就不再担心有人来家里闹事，你们就可以安心回自己的家。叔叔婶婶和春草以后的生活费用，全部由我负担。大宝迟早会回家的，到时候我向他讨债就是了。

    我的话说完后，窑洞里一片寂静，没有人叫好，也没有人表示反对。

    我让春草找来字笔，写了两行字：今日以后，宝龙矿的所有事情和本人无关，自己家里的所有人保证不干涉，不参与。

    然后，让春草拿着这张纸和印泥，让在场的人，包括她的公婆在内，都签字捺指印。

    人心隔着肚皮，将来可能发生什么变故，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何况自己对大宝的姐姐姐夫们的印象也不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不得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和其他社会关系比起来，唯有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关系最复杂，很多时候没道理可讲，如果产生了矛盾，处理起来深不得浅不得，很棘手不说，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两败俱伤。

    和村里镇里有矛盾，可以请上级政府调解，和生意伙伴发生了纠纷，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

    自己家里的人的纠葛，该请谁处理，难道也要打官司吗？

    法官就能理清亲属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吗？

    解决这种矛盾最好的办法，是事先预防，把可能发生纠纷的窟窿眼堵上。

    为大宝和春草着想，为宝龙煤矿的未来着想，也是为了不给自己惹上麻烦，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堵窟窿。

    窑洞里所有的人，除过春草外都签了字捺了指印，我把那张纸条收起来，自做主张地对大家说，请二姐三姐和二姐夫三姐夫留下来，在家里再住几天，把院子里的石头清理干净，把砸坏了的厨房房顶拾掇利索，把大铁门修理好。

    其他人现在可以回家了。

    大宝不在，我这个外姓之人，俨然成了卫家的一家之主，对姐姐姐夫们发号施令起来，不过，大家并不觉得我的做法有什么不妥。

    我拿出了二百多万现金，为卫家平事，难道没有对他们的家务事指手画脚的权利吗！

    留下来的几个人，我准备每天每人天发十块钱。

    不过这话当时并没有明说，准备等其他人走了后，让春草再告诉他们，免得二姐三姐觉得自己吃亏。

    把一切安排妥当，我推上摩托车准备下山，春草一个人把我送到大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