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目光落在桌上那部红色的保密电话上，心中陡然一动。

    地球或许会因某些人遭受创伤，但它不会因任何人而停止转动。古川亦是如此，社会进步乃是不可阻挡的必然潮流，他实在无需对此过度担忧与怀疑，只需竭尽全力去推动这进步的速度与成效便好。

    他寻思着，既然能与郝建国加强沟通交流，以促进工作顺利开展，那么将此思路拓展，与其他人也加强这般沟通，交换对各类事情的看法，增进相互了解，不也能推动古川整体工作的进展吗？简阳思索着这些，试图解开心中的一个结，一个深藏心底的心结。

    自来到古川，简阳便有意无意地与省委巩书记保持着一定距离，尽量减少工作之外的接触，就连工作上的正常汇报，他也下意识地选择减少。就像这次去昆明，两次途经省城，他都以行程安排紧张、时间来不及为由，过门不入。其实简阳心里明白，这个理由着实牵强。

    真实原因或许是那些流言蜚语在他心中产生了微妙影响；或许是彼此地位差距过大，让简阳感到诸多不便；又或许什么都不是，只是他自身受性格、环境、成长经历以及知识素养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书生意气过重，因而有了这种避嫌之举。

    单从个人层面而言，中国是一个极为推崇精神修养，注重民族气节以及个人品格中傲与谦、清与浊、上与下之分的国度。源远流长的几千年文化长河，对文人影响深远。他们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仅有的一件御寒衣物，分给饥寒交迫之人，自己却在寒风中高歌前行；然而，他们却绝不愿接受他人的施舍，认为那是嗟来之食，会辱没读书人的名声，而从不考虑这是否出于善意，对大众或家人是否有益。所以，他们只愿做施舍者，绝不肯成为被施舍者。他们或许会极为谦逊地礼贤下士，但无论权贵出于何种动机，他们都绝不肯逢迎权贵。若对方不把面子给足，他们宁愿甘守寒舍，半步也不肯踏出。就像诸葛孔明，也要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他们似乎从未思考过，自己读了这么多书，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然，这或许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接受过教育、有文化知识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特质，我们中肯地将其称之为“书生意气”。这个称呼既形象又有趣，至于它是褒是贬，那就因人而异，要看个人的理解与运用了。

    此刻，简阳就在剖析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情怀，这让他不禁有些汗颜。剖析内心最敏感之处，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简阳的心微微颤抖，一种似痒似疼又似酥的奇妙感觉从心底泛起，他的思考能力瞬间大幅减弱，脑子变得有些空白和木然迟钝。

    他不愿承认自己是因这些原因而不愿多与巩书记亲近，但事实上，的确如此。因为除此之外，他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释。简阳索性闭上眼睛，暂时什么都不去想，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细细体会心底传来的这份颤抖与奇妙感受，既不抗拒，也不抵触，任由它蔓延开来。

    许久之后，他缓缓抓起了电话。

    古时帝王身居深宫治理国家，尚且知道利用上书驿站、密匣子等各种方式，加强与各地官员的联系，获取信息。而自己作为现代人，拥有比古人先进不知多少倍的沟通工具，对一个县的了解却比他们还滞后，实在值得深刻检讨。

    古时大臣们深知要将地方情况及时向国家决策机关汇报，甚至不惜代价、不辞辛劳，忍受原始交通的鞍马劳顿，千里迢迢传递信息，只为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他们明白，个人力量有限，面对困难和问题，只有借助国家之力，才能迅速克服与改善。倘若自己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取的成绩和经验，也会及时汇报给国家，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地总结推广，这才是真正履行了对治下百姓的职责，尽到了管理者的责任。

    发展到近代，我们更是将这种值得借鉴的经验加以拓展，创办了报纸、电台、影视、网络等具有更深层次功能的媒介，就连彼此的称呼也有了改变，“同志”，多么贴切的一个词语。

    简阳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微笑，随后按下了电话号码的最后一个数字键。

    他先把电话打给了东崖镇那位下午刚被自己的怒火吓坏的沈镇长。记得当时自己上车时，从反光镜里看到他还失魂落魄地站在路边，一脸死灰。唉，当时自己真是被气昏了头，这件事怎么能怪他呢？要怪，首先应该怪自己啊。

    电话响了许久才被接通，可想而知，沈镇长看到这个电话号码后，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不安，才会如此犹豫。简阳知道，此刻的他绝对不敢把电话随意乱放，对于一个忐忑不安等待的人来说，这个电话就是此时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他和自己一样，正愣愣地坐在办公室里，把电话放在桌上，两眼直直地盯着电话机，不知在想些什么。

    电话接通，里面传来一个怯生生、没什么精神的声音：“简书记。”

    简阳温和地笑了笑：“沈镇长，下午是我态度不好，这件事我应负主要责任，你别给自己太大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