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万历常洵仍然住在福王府中，每日按时主持会议。因为他早已接过处理政务的权力，万历的离开于政务毫无影响，但万历的离开让他可以处理一些万历在而不便马上处理的事了。

    这些事中有之前万历派出去又在去年年底召回来的大批税监矿监，历史上万历多次派出税监矿监到地方收税，据后世统计那些宦官为万历弄到了额外的一千多万两银子。

    可是正因如此他也获得了一个贪财的名声，而且非正规修改收税办法，用这样的手段收税虽说这一千多万两看似挽回了不少因逃漏税的损失，可是这样收税畸轻畸重只有少数被税监矿监盯上的人倒霉，于整体上其实真不解决什么问题。

    因为大明此时每年偷、逃、漏的税以千万两计，万历顶着骂名坚持数十年弄到的一千多万两，连每年一半也不一定有，所以他不正正经经改税法而用这样的手段真是太低效了。

    那么他知不知道这样的办法并不大好呢？以他的聪明怎么会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改或只要严肃税法之类呢？此乃他知道自己做不到，一个连想让常洵当太子却不敢公开主张的人，最后只能用这样的手段捞钱也是无奈与赌气啊。

    可派出的税监矿监捞到的钱到万历手上最多三成，对此万历也是心知肚明。放过去他还觉得不可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另外就是觉得捞到一点是一点，没有他们自己一点也捞不到。

    所以对那些税监矿监除了极个别太过分的人，历史上万历对他们比较优容。但常洵告诉他税监矿监本身并非是绝对不可以，如常洵自己也以宦者当监察可这监察也会受到监察的外，他的职责十分明确有规范。

    可万历派出去的税监矿监都是监守自盗、滥用职权、违法乱纪之徒不算，敲诈勒索、伙同贪读到肆无忌惮、贪得无厌程度。正是如此万历收到一文实际上七八文流失了，留下恶名骂名肯定由皇帝背锅。

    所以他们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派出去就忘其所以胆大妄为、罪大恶极之辈。知道后世评价万历才知道这上面他有失计较，当然若无常洵准备彻底改变大明及带来后世所见所闻他也只有这样的手段。

    此时有常洵万历肯定不会再优容他们了，而且为了利用他们再捞一些钱造新皇宫，还有让常洵卖好一下，他之前不仅在这事上不顾文官反对收敛起来，反而派出去的人更多了。

    但在去年底他又将他们全召回京城了，将他们召回京城就是让常洵处理他们刷名声，还有就是追缴出非法收入。不过常洵之前忙碌于解决京营、盐改诸事，加上一部分人也未到京城。

    这时那些人也全回来了，万历也一个也不带走，常洵也有了一点闲加整顿京营主持甄别的人也忙完了，于是这些宦官都被召集起来进行审讯了。

    这审讯与在京营搞甄别大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京营的空额与替代之人一查就清楚。别说突然的点检找不到足够的替代，每个替代也是准备列队充一下人头的短工，而不是准备潜伏的特工。

    查出空额与替代的人十分容易，从士兵打开小军官的贪污克扣军饷等证据一样简单。他们自己属受害人，最多因胆小与不信任而不肯说实话，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其他人也藏不住。

    有了小军官罪证审讯他们就不怕他们不开口，而且如军饷出入肯定有一些文字材料，再审查上去一个也逃不过的。因为钱的来往、人员的空缺都是有凭有据的实事，只要问来龙去脉只能吐实或硬顶不开口。

    就算是不开口也没有用，因为京营就是一个大窝案，并非是独狼刺杀。因此左右上下证据都可以拼成完整证据链将之订死，再不开口再狡辩也无用。

    可数十个税监监矿监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所以他们以为自己做的事比较隐秘，或至少京城中的人不清楚，只要不开口或狡辩或只承认一些小问题就可以混蒙过关。

    那知万历与常洵早计划好了的，怎可能没有后手。这后手就是派出人员去各地调查他们。而他们虽然上面自己一个人，其实光靠自己一个人根本干不了多少事，都是纠集了不少喽喽还请了师爷或狗头军师的。

    还有经济案件即便是行受贿看似二人私下交易也有迹可寻，比如敲诈时突然放手了，本该收一万税只交一千就过关了之类没有行受贿不可能。有一些案件其实当地几乎传遍了，只是不可能传到京城而已。

    再加上他们的喽喽、帮凶、狗头军师等在他们离开后先受到了审问，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问题京城里无人知道，可以混蒙过关。那知他们的材料因用四百里快递驿传送来，比他们早一点到京城的。

    看到详细的材料他们才知道自己早被耵上了，虽则如此一来有些卸磨杀驴嫌疑，但他们的大部分钱财也没有交给万历，所以这也怪不得万历的。

    既然如此他们也只得开口吐实，因为向他们行贿的具体人与受贿的具体数目，他们自己行贿的具体数目，还有他们的钱财下落等此时还未完全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