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9年2月，穆宗到怀州附近打猎，成功猎到一头熊。平时猎到鹅、鸭，都要彻夜痛饮庆祝一番，这次猎到毛熊，不用说，穆宗喝了一个酩酊大醉。
    然而可能是猎到毛熊实在太过于兴奋，大醉中的穆宗突然“诈尸”，半夜里醒了过来，随后就“驰还行宫”，突然回到行宫后，他又觉得有些饿了，于是便要吃宵夜。
    行宫里的近侍、厨子听说穆宗白天猎到熊并喝醉后，就习惯性地认为他一两天之内——起码今天晚上是不会回宫的，也就没有留人值班。这可闯了大祸了！要知道，东儿只是递筷子时慢了一步，就惨遭诛杀，现在居然要让皇帝陛下忍饥挨饿，活腻了吧？
    厨子们从被窝里跳起来，浑身颤抖着，手忙脚乱地烧火做饭。
    穆宗气呼呼地等了一会儿，酒劲儿又上来了，于是就要睡个回笼觉，他也是死催的，临睡前恶狠狠地对侍从们说道：“你们等着，等我睡醒了再跟你们算账！”说完就倒头大睡。
    侍从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一个个面如土灰。完了玩了，陛下最近特别迷恋千刀万剐，动不动就剁成肉泥……
    既然横竖都是一死，那么……一个叫“小哥”的近侍、一个叫“花哥”的仆人（盥人）和一个叫“辛古”的厨子，以及另外三位没有留下名字的随从，六人怀揣利刃，端着食盘，以送外卖的名义进入穆宗卧室。穆宗就这样被弑杀了，享年39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先声明一下，所谓的“遇弑”存在诸多疑点，很可能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逆弑君，后文详述。
    历史上关于穆宗的评价基本没有什么争议，清一色的差评，《辽史》甚至以他死得漂亮（宜哉）来做盖棺定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穆宗也没有坏透，也说过几句人话，办过几件人事。
    比如被保健品坑害后，及时幡然醒悟，将女巫肖古射杀；酒醒之后，在下一次醉酒之前告诫群臣，说自己喝醉之后说的话不算数，还让群臣一定要多多劝谏自己；还废除了鹰坊的刺面、腰斩之刑，以徭役代替，不知鹰坊的倒霉蛋们之前到底哪里惹到了他，总之被废止了，原因是那一天穆宗猎到一只鸭子，心情愉悦……
    收获猎物会让穆宗化身散财童子，而被搅扰猎场的穆宗就会化身魔鬼下凡，于是“爱民如子”的穆宗下达过一道诏书：凡是我要游幸的地方，务必提前高立标识，让百姓滚远点儿，否则死啦死啦滴。
    还有一次，久旱不雨，穆宗就立在船头祈雨，并说如果不下雨就一直站着，直到下雨或自己驾崩，结果上天被感动，应声降雨。
    《辽史》用了二十个字总结了穆宗的十八年：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嗜杀不已。
    事实上，穆宗的“躺平”只是一种手段，他不是摆烂，他也想挣扎自救。即便是《辽史》这类正史，也与事实存在一定偏差，或是粉饰或是抹黑，穆宗恰恰属于被抹黑的一类。等我们后文梳理更多的细节，就会发现穆宗其实没有那么不堪。毕竟……书写这段历史的人，就是弑杀他的嫌疑人，后文详述，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契丹国志》痛心疾首地发出疑问：太祖、太宗栉风沐雨、虎视中原，怎么到了世宗、穆宗这里就突然转变画风了呢？随后无奈地给出解释：也许是上天不佑大辽，否则怎么生出这么个货色！
    穆宗的昏暴令人发指，但如果非要刨根问底，恐怕这口锅也不能完全甩给他一个人。也许《契丹国志》歪打正着，说到了点子上——国运。
    这不是封建迷信或宿命论，而是契丹创业初期积攒的矛盾的集中爆发。
    好比一家初创企业，在跑马圈地的初期阶段，疯狂增长的业绩掩盖了一切隐患和内部矛盾，而当进入成熟期之后，边际效应愈发明显，即便加大成本投入，利润的增长也逐渐变得迟缓，甚至陷入停滞，这就是企业的第二个阶段——利益的存量竞争，零和博弈。
    而绝大多数初创团队，往往都是死在第二个阶段。
    一个新生政权也经常如此。辽国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标本。
    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人对外要与鞑靼、突厥、回鹘、党项、吐谷浑等民族争夺生存空间，内部则分为八大部，每一部又分若干氏族，起初契丹人的政治制度是原始的部落联盟制，八部各有首领，这些首领定期（三年）开会，进行大选，共同推选出一位大首领，作为整个契丹人的领袖和话事人。
    后来经过漫长的发展，有一支氏族的实力对其他部族呈现碾压级优势，于是“大选”就成了走过场，实权始终被其族人掌握，这便是来自迭剌部的耶律氏。当耶律氏的话事人传到耶律阿保机时，他干脆仿照汉制，建国称帝，契丹领袖也成了世袭制。这就是契丹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隐患。
    从太祖时期的“诸弟之乱”，到前文穆宗时期无休止的谋反，全是这颗种子结出来的瓜。
    被契丹吞并的其他民族，在这些年里不断发动叛乱，比如经常内附中原的吐谷浑，再比如坚持复国的渤海人，还有大、小室韦等。每当辽国控制力衰落，他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