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发生在北宋徽宗的政和八年（ac1118），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北宋的一个使团从位于山东半岛末端的登州出海，越过渤海海峡，前往辽东企图与新兴的金国建立联盟以夹攻辽国，恢复燕云十六州。史书上记载，这支小小的使团一共包括七名将校，八十名士兵，其中官职最高的是武义大夫马政，武义大夫是宋代的武臣阶官名，宋代武臣一共分为五十三阶，而武义大夫是第三十阶，从七品。也就是说使团内并没有文官，只有一位中低级军官担任使节。如果考虑当时的惯例，一般来说被派去执行这种危险任务的官员都会被突击提拔几级作为奖励，很可能这位名叫马政的武官原本的阶级就更低了。而且这个使团以买马为名，没有携带任何政府文书，仅仅口传诏意。由此可以推测，这个使团的性质是试探性的、非正式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使团，却揭开了十二世纪初北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大时代的序幕。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调回到政和五年的春天（ac1115），在宋帝国的北疆，与邻国大辽的和平关系已经持续了百余年，其间虽然不无波折，但从总体上看，自檀渊之盟以来的百余年，辽宋两国基本保持了和睦平等的关系，双方互通使节，通使殷勤，辽国边境发生饥荒时，宋也派人赈济，宋真宗驾崩，辽圣宗集藩汉大臣举哀，当然其中不无当时与后世儒生的粉饰，但也有相当部分的真实。

    这种情况在古代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除非有一个更为强大的第三者存在，一般来说相邻两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冷淡甚至满怀敌意的，某一方的灾祸对于另外一方来说就是进攻乃至并吞对方的大好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辽宋两国的统治者道德高尚到了不愿意用战争来达到己方目的的意思，而是在宋开国时两国间的几次交锋中，双方都意识到两者的实力处于一种微妙的均衡状态，宋方无力从辽方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辽方也无力大军南下拿下汴京。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以毁灭对方为目的的无限战争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愚蠢的，这种微妙的平衡才是和平的真正原因。但是在政和五年,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政和五年三月二日，设置在宋辽边境雄州的河北沿边安抚司接到辽光禄卿李良嗣的一封密信，密信的接收人是当时北宋的重臣太尉兼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童贯。在密信中，李良嗣透露了女真建国的消息，并指出辽国倾亡指日可待，表达了自己投诚北宋的愿望。

    在经过紧急的商议之后，北宋知雄州和诜派人将李良嗣接应到宋边境，并秘密将其护送到汴京童贯家中，很快李良嗣就得到了童贯的信任。不久之后，童贯推荐李良嗣面见徽宗，在会面中，李良嗣指出辽政无道，金兵日强，若是宋毫无动作，燕京必然为金人占领，建议北宋立即与金联合攻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徽宗大喜，将之在朝中付之讨论，这不啻于是一勺被投入滚油之中的凉水。

    可能是因为后来的靖康事变，导致东京沦陷、二帝北狩的缘故，南宋的士大夫对签订海上之盟，联金灭辽这一策略的态度是一边倒的激烈批评，认为正是这一短视的政策导致北宋灭亡。其批评的理由大概如下：本朝与辽国已经有百年盟约，作为礼仪之邦，不能见利忘义背弃百年盟约；其二北宋现有的军事与经济状况不足以完成完成夺回燕云的重大任务；还有就是对同盟女真人表示怀疑，认为这个新兴的野蛮民族攻击性更强，与其和他们联盟不如与已经和睦百年的辽国做邻居。就连这位辽国的逃人李良嗣在《宋史》里也被打入了奸臣之列。

    这三条听起来很有道理，北宋灭亡的事实也仿佛印证了这点，但历史是如此的复杂，并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倒推。如果我们对当时的历史加以更深的了解，就会发现以上三条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条约都是无法自己保证自己的，假如没有强有力的第三方保证，那么唯一能够确保条约能够执行的就是双方的实力对比保持平衡，在金国起事之后，宋辽之间在河北边境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这条约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换了辽国易地而处，只怕也会撕毁条约大举进攻。其二，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李良嗣对辽金战争的结果判断是大体正确的，金几乎是独自击败并消灭了辽国（宋军在整个灭辽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除非宋与辽联合抗金（我怀疑加上北宋的援兵辽依然打不过金，而燕云十六州的存在就使得辽宋之间的合作必然是矛盾重重的，很难形成合力，只要金表示对于关内的幽州没有野心，宋与辽就无法达成真正的同盟。），那么辽的灭亡就是既定事实，既然如此，那么宋企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想法就是不现实的。在这个过程中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结果，先与金联盟，夺取燕云十六州，使之成为能够保护己方腹心之地的屏障就是最理智的选择。如果一定要说反战派说对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本能的认识到金的强大和凶悍与己方的虚弱；北宋当时的军事和经济状况要完成以上任务有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说的更直接一点，那就是当时北宋的中枢机构已经腐朽到无力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