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和尚出身的朱元章，内心处那一点及其自卑的心态彻底爆发，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这个帝国设置下了一系列的制度，最为明显的就是户籍方面的。

    毕竟一个从平民这种社会底层爬上来的草根皇帝，从内心深处来讲，朱元章极其害怕有人会复制且重新走上他的造反称帝道路，有鉴于此，当做上了皇帝宝座的时候，朱元章第一时间便想出了一个，严格限制和禁锢百姓流动的办法。

    那就是路引制度！

    即便是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依旧能够感受到朱元章的影响深远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各种证了，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公民身份的证明工具，办理手续、住店、入学等多种场合都要用到它，若是丢失，我们将会丢掉唯一能证明“我”就是“我”的凭证，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种烦恼，并不为现代人“独享”，古人甚至比我们还惆怅，这不是简单的补办问题，而是掉脑袋、连累亲朋邻里的大事。

    吴中四大才子祝枝山的老祖宗祝焕文就深刻体会过身份证丢失支配的恐惧。这位祝焕文生活在朱元章时代，他曾前往南京参与燕脂河服徭役，参与开凿工程。劳役繁重，许多人都倒在岗位上和家人天人永隔了。祝焕文幸运地活了下来，在他准备要回家时，他发现他的身份证“路引”不见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偶失去路引，分该死，莫为谋。”也就说，身份证特别的重要，千万得保管好，哪怕是无意中弄丢的，也是杀头的大罪。怎么办呢？好心的监工就给他出主意：“当今圣上是英明的，你应该当面跟他说明情况，兴许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朱元章听了后：“既然已经丢了，那就算了吧！”就在他转身走人时，朱元章大发善心，觉得这个小伙子老实，赏了他二十贯钞，风风光光回家，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祝枝山的好运。朱元章亲自制定的路引政策，自然是要严格执行的。路引，相当现代的身份证明。从小饱受饥饿流离的朱元章，他向往道德经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谧社会，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他的国家保持静止不变。为此，他确立了里甲制度、鱼鳞黄册制度，以保障农村能够自给自足，人口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实现统治秩序的和谐有序。对于有外出需求的人口，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拥有“路引”才能出门。明初规定，离家100公里以上就需要路引了

    明代的路引，写在一张纸上，上面详细记录着持有者的姓名、体貌特征、籍贯、去向、原由、去期、归期、所带物品等等信息。路引的获取，需向政府交一笔钱，获得批准，方才领取，在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规定的期限内回来撤销。路引采用堪合的方式验明真伪，也就是路引上面的官府盖章只有一半，另一半在官府手中，两者合二为一才是真的。

    明代在各府州县的关津要害之处建立了无数个巡检司，机构内部设有巡检、副巡检，巡检司的级别不高，但是责任重大，他们带领着当地服徭役的老百姓严守关卡，负责缉拿盗贼、盘问路人、侦查犯罪、辨别奸邪，保障社会秩序，避免意外发生。越是动乱不安的地方，巡检司的机构设置越多，检查也就越严密。所以有学者认为，巡检司最早应该设立在广西靖江、平乐、南宁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巡检司渗透到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哪怕是穷乡僻壤。每个经过关卡要道的人都会接受检查、盘问。没有路引、路引过期、神情慌张、言语支吾、目光闪烁的人将会视为来历不明的危险分子，成为重点排查对象，一旦发现不对劲，官府就会进行缉拿。《明律》规定，凡是没有引文私自偷渡关津的，杖八十；不按照引文规定范围活动的，杖九十；偷渡边塞地区的关卡，杖一百，流放三年；偷渡出国，情节最严重，直接绞刑。《大诰续编》里规定，凡是被缉拿归桉，经过一番盘查后，视情节严重程度，或流放或身死，甚至牵连家人。对于勇于揭发检举高密的人，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朱元章制定的路引制度在明代被严格地执行。商人常年走南闯北，流动性大，他们是最需要路引的群体。明朝中后期，商品贸易发展更加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大，但管理丝毫没有因此放松。在商人必经之处，相关工作人员会对商人的体貌特征、资本数目、货物轻重、运行路线等内容做一个详细的登记。商人住客店，需要出示路引，店家在官府发放的“店历”上进行入住信息登记，定时向政府报告。这样，官府不仅能掌握人员的流动状况，还能了解商业运营的情况。

    我们现在出门旅行，喜欢先做一个旅游攻略，明代人也是如此。在天启、崇祯时期，商人们自己写了一本出行攻略《士商类要》，里面就特别强调“但凡远处，先须高引”。出远门必带路引，就像今天我们必带身份证一样，成为一种共识。因为，除了在重要关口要道有检查，在乡村、街道上，也有不定时的检查，特别是发生盗贼、叛乱事件时。没有路引，无法说明自身的来历，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