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正文卷第287章：文章发表以后，苏亦在农业考古圈火了在华农图书馆泡了大半个月以后，苏亦的文章《从华南发现的考古材料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终于完成初稿了。

    整篇文章，除了借鉴丁颖教授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的格式外，也做了大量的创新。

    丁颖教授是“中国稻作学之父”，他的文章大量引用古今中外的文献。

    苏亦也不能怂，他的文章文献部分引用也不能少。

    他会日文、英文、又懂古文字，不展示这方面的才华，那不是白学了？

    因此，他特意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去论证“稻”是如何从向全世界传播的。

    他把稻谷的语言系统分为中国、印度、南洋三大系统。

    首先论述，稻从中国向曰本的证据。

    比如，日语的“ko”即“谷米”的对音，“ho”即“禾”的对音。我们南方口音就称“稻”为“谷”或“禾”。

    至于“稻”从印度西传也可以论证，比如印度的泰米尔语称稻为arishi，后经阿拉伯人演化成arruzz或uruzz，而希腊人又根据阿拉伯语翻译成aruza，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后引进水稻，西班牙语称为arroz，从此欧洲人对稻的称呼就变成意大利语rize、rizo；德语is；法语riz；英语re；俄语。

    至于南阳语言系统，也差不多，稻发音为padi，米为bras，这属于马来——波利尼亚语系，可能是马来人于史前时期迁徙到印尼的时候传入的。

    甚至，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对15个以ir命名的品种进行溯源，结果发现全部品种都有印尼品种cina，这一语音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跟“china”的谐音几乎是一致的。

    然后他又开始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对于甲骨文“稻”的考释。

    其实甲骨文里面并没有稻字，到了金文才正式有“稻”字，南方人也习惯称稻为“谷”，各种文献考证都称为“谷”，这个原始母语“谷”的语音下限不迟于七千年。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梵语的词汇去论证印度各民族对稻的发音问题。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没啥演变继承关系，不成体系。

    这个时候，苏亦的半吊子梵语基础也开始派上用场了。

    综合上面的结论，很容易就得出中国稻作并非从印度传入的。

    不然，稻作真的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话，也会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一样，带进来许多印度的外来词汇。

    诸如“浮屠”、“菩萨”、“舍利”此类的词汇。

    从历史语言方面论证，苏亦很容易就得出汉语“谷”的语音早于印度，说稻作从印度传入中国完全就是谬论。

    他这个部分，写的很嗨。

    几乎把他此前所学，一股脑儿的倒了出来。

    要不是文章篇幅有限，他都快刹不住车了。

    要论对曰本以及印度的熟悉，他并不比国内考古界的其他学者差多少。

    为了学佛教考古，一直在专攻日语跟梵语，好不容易写文章，碰到丁颖教授论证的稻作命名“曰本型”以及“印度型”，他不写点东西，都对不起自己的一生所学了。

    实际上，有了丁颖教授的在稻作命名上的抗争，以及一系列出土谷物的发现，稻谷是从曰本传入中国的结论，早就被推翻了。

    曰本学者，也都接受了这个认知。

    甚至，部分曰本学者，这些年来，利用酯酶同功酶的电泳分析，整理亚洲水稻品种的电泳同工酶谱，认为亚洲的中国西南、泰缅、印度东北是稻种的变异中心，由此扩散传播。

    而曰本的水稻就是经过长江过海传播过去的。

    所以打脸小曰本的事情，老一辈学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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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够好了。

    苏亦锦上添花即可。

    不过多赘述。

    他所以写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致敬丁颖教授的学说观点，并不是核心内容。

    考古发现，才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核心所在。

    其实，真要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华南地区，差不多就是民国时期的“华南六省”，其中就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台湾”。

    非要较真的话，79年之前，这些个地方的考古发现，其实没有办法支撑起稻作起源“华南说”这个说法的。

    至少两广地区的珠江流域、两江流域，发现的稻作遗存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