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计庸”的方法来解决奴婢问题，并以官方的契约文字为证，还奴婢者以自由，这确实是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好措施。如果是债务纠葛为奴的，则缓和了民族矛盾。
    韩愈于潮州释放奴婢一事，是一件无可置疑的德政。
    韩愈在潮州还兴学育才，这是对后代影响至深、贡献最大的一大作为。韩愈虽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始者，但他对振兴潮州的文教事业，自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韩愈一贯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以弘儒卫道为己任，力图通过教育以唤起人们自身之理性来解决纷乱复杂的社会问题，把兴学育才作为施政的根本措施。
    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就曾明白无误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而“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
    要办好潮州的乡校，需有一定的资金。为此，“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馈”。开元二十四年令，四品官（潮州刺史为正四品下阶）月俸十二千四百，百千相当于八个多月的俸禄。
    也就是说，韩愈把治潮八个月的所有俸禄，全数捐给了学校。作为被贬之官员，能如此热心当地教育，精神确属难得。
    但是，韩愈对潮州文教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捐款的多少，而是在于他能大胆地启用当地人才，推荐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是韩愈的人才观。为了办好潮州的乡校，韩愈认真发掘可为人师的乡彦，终于发现了海阳人、唐代宗大历十三年进士、“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的赵德。
    韩愈对赵德的评价是：“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于是，毅然举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
    启用当地人才主持州学，使教育事业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韩愈的做法，为后世莅潮的官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也是他赢得潮人世代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愈初抵潮州，即作《潮州刺史谢上表》，为自己辩白。
    几个月后，收到韩愈奏章的宪宗对诸位宰相说：“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
    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各位宰相的态度。
    众宰相中，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
    元和十四年（819年），适逢大赦，宪宗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到此时，韩愈只在潮州任上不到八个月。八个月很有限，但是潮州老百姓看到了他爱民勤政的一颗心：办学校，兴教育，治水患，驱鳄鱼，解放奴隶，引进良种，甚至试着推广标准话。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嬴州。”这就是历史对韩愈的最好评价。
    潮州百姓永远记住了韩愈，潮州的山水、路堤、亭台，很多都为纪念韩愈而命名，后人因此赞道：“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这份永远的纪念，不仅因为韩愈能写一手锦绣文章，而且因为他抛却了个人荣辱，脚踏实地地为老百姓谋福利、做好事。
    元和十四年，艰辛的一年终于浩荡地行至岁末。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五十三岁的韩愈又一次携老带幼，远涉千山万水赶往人丁稀少、森林密布，“风萧萧兮白鹭起，雨蒙蒙兮野狼啼”的偏僻山区袁州。
    春天，韩愈来到袁州，马上开始察民情、施惠政，身体力行，兴利除弊。
    在一次夏秋游憩途中，韩愈见一栋民居屋檐下，有一个蓬头垢面，衣服破烂，枯瘦如柴的女子，恻隐之心使他上前询问，原是一个经不起奴隶主鞭打而逃出来的女奴。
    韩愈经过进一步了解，发现袁州这个荒蛮小州，因生活贫困、流离失所，天灾人祸造成良家男女没入为奴的还有很多，心情沉重的韩愈一边查阅大唐律法，一边思考解救他们。
    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叫做“典贴奴婢”。
    大唐律法规定：“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韩愈认为典贴奴婢“既乖律法，实亏政理”，一边奏知朝廷，一边制定府规：“凡是被没入为奴婢的良家男女，从他们典押到主子家做苦工的第一天算起，累计天数和每天应付多少劳动报酬的总金额，足够者应放回。不足者补足后或以后补足，奴婢均应放回，归之父母”。
    这个府规下达后，袁州共有七百三十余名奴婢回到家庭或父母身边，那个女奴因父母双亡，无人作主，韩愈用自己的俸薪将她赎出，带回家中收为义女。韩愈离开袁州时，对她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
    袁州当时是个偏远荒蛮，文化落后之州，在韩